杨昌济故居

    位于豆腐池胡同15号，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小型民居建筑。

　　1918年杨昌济（怀忠）被校长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全家从湖南迁居至此，当时为豆腐池9号，大门上挂“板仓杨寓”的铜制门牌。此院是一座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，坐北朝南，南北长约30米，东西宽12米。如意大门一间在院子西南侧，硬山顶合瓦皮条脊。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、北房三间、东厢房三间，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。西厢房已改建。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自己居住，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。后院有后罩房四间，为其他家属居住。

　　1918年8月，毛泽东和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籍青年到京，与蔡和森暂住到这院南房靠近大门的房间里。不久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居住分散，不便开展活动，在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租了三间房，会员们集居一处。

　　该处为毛泽东青年时代在北京的第一个居所，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。1984年1月10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豆腐池胡同属东城区安定门地区，在宝钞胡同内，呈东西走向，自东向西沟通宝钞胡同与旧鼓楼大街，全长470余米，南侧与钟楼湾胡同相通，北侧与赵府街相通。

　　胡同原以赵府街为界分为两段，明代，称东段为“豆腐陈胡同”，因胡同内有一陈姓豆腐作坊而得名；西段名称不详。清乾隆时，东段称“豆腐池胡同”，或因“陈”、“池”音转，或因豆腐房易主，不得而知；西段称“清净寺”，因胡同内有一座清净寺而得名。宣统时，胡同东段称“豆腐池”，西段称“娘娘庙”；光绪年间已将“清净寺”改建为“宏恩观”，俗称“娘娘庙”，胡同因之而得名。1947年，胡同东段称“豆腐池胡同”，西段称“娘娘庙胡同”；1965年整顿地名时，将“娘娘庙胡同”并入“豆腐池胡同”；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一度改称“朝红胡同”，后复称“豆腐池胡同”。

　　豆腐池胡同15号，旧时的门牌是豆腐池9号，在胡同中段北侧，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，占地面积为455平方米，有房屋16间半，包括街门一间，建筑面积237平方米。具体格局是：街门为如意门，建在“巽”位；外院有南房三间、北房三间、西厢房三间、东厢房两间；里院有北房四间，灰顶平台房半间。

　　杨昌济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居住在此，街门上挂有“板仓杨寓”铜牌。杨先生及夫人住外院，其子杨开智住里院。外院北房为居室，一明两暗，中间明间为堂屋，杨昌济夫妇住东里间，其女儿杨开慧住西里间；南房隔成两明一暗，西边的两间为明间，作为客厅；东边的一间为暗间，供客人临时居住。毛泽东第一次来京时，与蔡和森曾在南房的暗间住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。

　　1920年1月17日，杨昌济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，享年49岁。杨昌济先生在临终之时，给自己的好朋友、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、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，力荐毛泽东与蔡和森。信中写道：“毛蔡二君，当代英才，望善视之！”“吾郑重语君，毛蔡二子海内人才，前程远大。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先重二子。”

　　先生为国举贤，不遗余力，不愧为毛泽东的恩师。

　　杨昌济先生病逝之时，毛泽东因“驱张运动”正在北京，自然尽力帮助料理恩师的后事。1月25日上午8时，杨昌济先生追悼会在宣武门外法源寺举行。2月中旬，杨昌济先生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、儿子杨开智、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，离开了北京，返回湖南长沙板仓。先生魂归故里，其家人也从此离开了豆腐池9号的“板仓杨寓”。

　　1984年，豆腐池胡同15号作为“杨昌济故居”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杨昌济（1871-1920），哲学家，教育家，字怀忠，号华生，晚年又号板仓老人，湖南长沙人。

　　杨昌济出身于书香门第，自幼跟随父亲读书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考中邑庠生，即：秀才。后曾多次赴乡试，皆未中举人，功名止于秀才。光绪二十四年，杨昌济在岳麓书院读书之时，积极投身于湖南维新运动，参加南学会和不缠足会等；戊戌变法失败后，隐居在乡村，以教书为业。光绪二十九年，杨昌济入弘文学校速成师范科，后转入普通科，结业后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杨昌济又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，专修哲学；1912年毕业，获文学学士学位，后赴法国考察教育。

　　1912年春，杨昌济回国，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、省立第四师范学校、第一师范学校、湖南商业学校、第一中等学校任教。

　　1917年，章士钊出任北京大学教授，向校长蔡元培举荐杨昌济，杨昌济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哲学教授，讲授论理学。1919年，杨昌济与同人发起组织北大哲学研究会，著有《治生篇》、《劝学篇》、《伦理学之根本问题》、《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等》。

　　杨昌济与毛泽东的师生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。毛泽东回忆：“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，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，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他教伦理学，是个唯心主义者，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，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。我在他的影响之下，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。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，写了一篇题为《心之力》的文章。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，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，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。他给了我一百分。”

　　毛泽东称赞他的这位老师“弘通广大，最所佩服”；杨昌济评价他的这位学生“资质俊秀若此，殊为难得”。

　　后来，他们都离开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，师生之谊不但继续保留，而且得到升华。1918年8月，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，最初的落脚点便是豆腐池的“板仓杨寓”；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，使毛泽东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，进入一个新的学习领地。毛泽东回忆：“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，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，如傅斯年、罗家伦等，我对他们极有兴趣……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，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。”

　　刘昂先生在《浩气贯天地 风雨送征船——缅怀蔡和森同志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毛泽东、蔡和森同志一方面积极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，一面如饥似渴地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潮、新学说，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。”

　　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，虽然只有近八个月的时间，但古都北京给他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：“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。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，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，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：‘千树万树梨花开’。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。”“也是在这里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。”

　　1920年冬，毛泽东、杨开慧喜结连理。

　　杨昌济先生作为教育家，应该为培养出“千古骄杨”的女儿和“世纪伟人”的学生而含笑九泉，彪炳史册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