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国学大师王国维短暂的五十载春秋中，最后两年多他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，是在清华园西院走完了他的学者人生。

　　胡适由衷敬佩的一流学者首推王国维，因此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时，他力荐王国维担任导师。同时受聘为导师的梁启超也认为，国学研究院“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。其专精之学，在今日几为绝学；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，亦且高我十倍。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。”

　　满院书香

　　王国维（1877~1927），字静安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人。上世纪20年代，他在学术界声望极高，新学旧派无不赞誉。受聘清华后，1925年3月26日，他偕夫人看完西院住宅，预付租金44元。4月18日搬入西院16号与18号（1933年西院扩建，遂将新旧西院的门牌统一编号，旧西院16号、18号调整为西院42号、43号，沿用至今），这是学校特殊的照顾。两住宅皆为平房，自成小院，两院紧邻，坐北向南，朱漆门窗与廊柱，灰色瓦顶，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。

　　据王国维之子回忆，家人饮食起居都在18号，16号正房西屋为书房。三面墙壁都是高及屋顶的书架，放满线装书，内间小室也放满了书。书房南面窗下放大书桌一张，藤椅一只，书桌旁各有木椅一把，备学生来访落座。藤质躺椅一只置于书架间空地，疲乏时或思考时备用。“他的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。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，他极少进城。他的爱好就是读书。父亲每天上午去研究院，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。常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前来，就教于他，也常有国内外学者友人来访。”中央客厅仅有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。东间为塾师授课家中子女处，内放几张小木书桌和老师的床铺，曾聘清华的一位陈老师（罗振玉四子之内弟）做教习。为不打扰先生研究，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，大门常年关闭。后院颇整洁，夫人侍弄花木，满院生香。

　　学问专精

　　在西院经历的人生最后两年，是王国维精力充沛、学术研究成就卓著的时期。早年研究成果在此汇聚，旧学新知再获心得。此时，他的学术研究从《耶律文正年谱》转入《西北地理》和《蒙古史》，致力于边地少数民族金石文献考证，完成《西辽都城虎斡耳朵考》、《盂鼎铭文考释》、《宋代之金石学》等著述近40篇。整理旧作印行《蒙古史料校注四种》，改订旧作，结集出版《古史新证》，成为其史学研究的代表作。其中运用“二重证据法”和“阙疑法”，作为开创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方法，从内容和方法上拓展了中国史的研究范畴。

　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业分为普通讲演、专题研究两项，他教授与指导研究生主要在经学、小学、上古史、中国史学方向，主讲《说文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古史新证》等课程。学生眼中的静安先生，学问笃实，拙于言词，截然不同于梁启超、赵元任授课新活奔放的风格。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刻的传授之道，无不在学界获得高山仰止的威望。他的学生、史学家姜亮夫回忆，他授课之专深，“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，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”。

　　绝望辞世

　　面对时代的大变革，辫子依旧的王国维表现的却是心灵深处保守传统的固执。1926年最为心爱的长子英年忽病亡，他悲痛至极；又逢北伐军攻下南京乘胜北进、国内政治变革的前夕，晚清遗老叶德辉在长沙被杀，罗振玉进入东交民巷使馆避难，不断有人来到家中劝他剪辫子。此时，他内心的矛盾、恐惧与焦虑无疑是剧烈的，他不能适应历史的转折，对未来感到绝望。1927年6月2日，他草拟遗书深藏怀中，然后照常休息，最终走出西院居所，在颐和园投湖自尽，走完他的学者人生。遗书封面写着“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”。王国维的辞世，令当时学术界感到悲哀，在北京城内浙江会馆召开了追悼大会。

此时，其家人退去西院16号的房屋，继续留住西院18号。学校各方关怀备至，赵元任将他的幼年子女请到照澜院一号家中，与自己的女儿一起补习功课，以便插班进入成志小学。一年后，王家南迁，三子王贞明留清华工作。1929年夏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，在王国维逝世两周年之际，师生募款修建“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”。碑集各方家之大成，梁思成从东北大学回到清华勘定碑址、设计碑式，陈寅恪撰写碑文，林志钧书丹，马衡篆额，李桂藻刻石。“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，碑之本身，约高七尺，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，色呈淡黑，颇足表出哀思之意。”王国维之墓原在清华园东北七间房，后迁葬于福田公墓，“文革”中遭破坏。清华园西院的王国维晚年故居，与浙江省海宁盐官镇王国维早年故居一起，共同见证了国学大师王国维人生不同时期的行迹。